宋朝官制中，枢密使是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官员，但大多由文人担任，以防止武将专权。

赵受益不是很认同这种做法，外行指挥内行在哪里都是最容易出事故的配置，更何况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再加上宋朝为了压制从五代十国流传下来的尚武风气，刻意贬低武人的价值，导致宋代的读书人既不习武炼体，也不钻研兵书，对领兵打仗不精通，更不屑于精通。

然而真正到了战场上，掌握最高决策权的竟然还是这帮文人，这也就不能怪宋朝外战无能了。

让一群读着圣贤书长大的文人统领千军万马，还指望着能驱逐鞑虏，保家卫国，这怎么可能呢。

也就是到了南宋的时候，因为被金朝打傻了，统治阶级才稍稍放宽了对武人的限制。

但岳飞该杀还是杀，所以整个宋朝的尿性是从头到尾一以贯之的。

宁可被外敌摁在黄河里打，也不愿意给武将一点点自主性。

宁予友邦，不与家奴，就是这么有原则，略略略。

寇准平生以“出将入相”自诩，认为自己是文武全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放眼整个大宋，像这样的人才太少了，一只手可能不够数，两只手肯定数得完。

指望着这种社会风气下能够多出几个善于统兵的文人，那不现实，还不如指望契丹幡然悔悟，愿归王化来的实在。

想要彻底改变宋朝积弱的形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赵受益只能先治标后治本，把今年契丹入寇这个坎先跨过去再说。

也不知道寇准领着十万禁军走到哪了。

寇准领着十万军队已经快要抵达边境了。

为了防止军队和民众之间发生感情，宋朝军队频繁换防，每隔三年就要把全国各地的士兵全都调换一遍，因此宋朝的军队，尤其是战斗力相对较强的禁军，对于打仗可能不太擅长，但对于迁徙那是十分的擅长。

沿途的官府民众也早已习惯了军队每隔几年就要打家门口经过，征集物资补充军粮按部就班得有些麻木，有些地方甚至直到军队开走了都不知道这一支是要去打仗的，只是有些疑惑怎么这支军队路过的时候没到城里瓦肆找几个姑娘乐呵乐呵。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寇准带队来到了河间府。

河间府就在边境附近，与契丹辽国的南京离得不远。

辽国若南下，第一站必定是河间府。

若占据河间府，不仅可以以此作为攻占宋国全境的桥头堡，更可以向东至黄河边上，逆流而上直抵宋朝国都汴梁。

汴梁附近无天险，还有条黄河流经，黄河上边又不能加盖，是个人都能划条小船直入京师。

难怪宋朝皇帝一开始打仗就想着迁都，不打仗的时候就想着给都城修城墙。

就是没有安全感闹的。

后来黄河入海口数次北迁，宋朝皇帝害怕入海口最终迁到辽国境内，被人顺着黄河摸到老家，还开展了史称“三易回河”的大工程，历时三代人，妄图以人力干预黄河的入海口迁移。

入海口迁没迁回来不知道，反正黄河下游是因此发了大水灾，直接冲毁半个河北，淹死平民无数，伤天害理，无过于此。

河间府下辖有瀛洲，寇准驻军瀛州，传令城中，接管一切军民政务。

寇准在朝中是宰相，出兵在外又加封了枢密使，级别不可谓不高。

瀛州长官见他来了，二话没说就让出府衙，恭请相爷入城接管瀛州。

寇准到瀛州的第一天，就命人拣选耳聪目明的人充作斥候沿着边境日夜瞭望，看到辽国大军来了就回城禀报。

又翻阅了州府内的户籍，将瀛州下辖几县、每县各下辖几村都记得清清楚楚。

州县有城墙和护城河，辽军到来想要攻破还须费一番力气。

村子就很少能有像州县一样坚固完善的防御工事，大多是村民自发修建的塔楼邬堡，大军一到，根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而辽军就是靠抢劫这些手无寸铁的村子，才得以补充粮草物资，能够在州府下围城的。

寇准要做的，就是一边在州府驻扎大军严阵以待，一边动员村民坚壁清野，组织青壮和辽军打游击。

只要撑过最初的几日，辽军没了粮草，自然退去，他也就可以功成身退回京受赏了。

河间府地处北方，收获季要比靠南的州府晚一些。

南边的苏州杭州已经秋收完毕准备押解税粮入京了，瀛州的粮食还在农田里没有收获。

如果不抓紧收获粮食的话，待辽军一到，一定会将田地践踏，将作物烧毁，届时瀛州今年的收成又打了水漂。

这就是辽军的目的，只要连年来边境处破坏生产，就可以削弱边境诸城的实力，让他们无力与辽国对抗。

糟蹋粮食之余，还可以顺道掠夺一些，充作辽军的军粮。

但他们根本带不走那么多的粮食，即使裹挟着平民充做役夫，也只能带走一小部分。

所以他们糟蹋的永远比抢走的多，为的就是恶心人。

边境诸城镇对付契丹人也有一手，一边组织民兵监视契丹动态，一边下地抢收，抢收完后就该挖地窖的挖地窖该往山里藏的往山里藏，誓不让契丹带走一个人、一粒粮食。

也算是人民群众在斗争中获取了珍贵的对敌经验吧。

但这些经验对付契丹是远远不够的，毕竟是以一村一镇之力对付人家一个国家的优良正规军。